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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关于西部开发的设想

2000-11-10 来源:光明日报 陈金龙 我有话说

内容提要孙中山关注西部开发的原因有二:一是欲藉此抵抗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巩固中国的边防,二是欲藉此改变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状况、争取实现东西部的平衡发展。其设想的具体内容有:一、通过铁路建设改善西部交通;二、发挥西部资源优势,合理布局,发展农、牧、工、矿业;三、移民实边;四、设立国家特别金融机关;五、发展教育,培养人才。

中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沿海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优越,交通方便,与国外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往来,工业基础好,经济较为发达;西部地区则由于交通闭塞、劳动力素质低下以及工业基础差等方面的原因,经济比较落后。这种经济结构,是千百年来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制约,造成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于这一问题,孙中山有着深切的体认,并就西部开发提出了设想。

孙中山在1891年前后写的《农功》中就提出:“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凡于沙漠之区,开河种树,山谷间地,遍牧牛羊,取其毳以织呢绒、毡毯。”虽然,孙中山在这里主要是着眼于使大西北免遭沙俄的侵略来谈开发西北的,但无疑也包含着发展西部经济以协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意蕴。三年之后,他在《上李鸿章书》一文中,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又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他表示要游历内地、新疆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他把发展西部地区的农业纳入他最早设计的中国近代化方案之中,其目的也是为了协调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对发展西部地区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着更为深切的认识,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更为详细的设想。

在孙中山看来,要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首先必须改善交通,而最重要的莫过于铁路建设。他说:“振兴实业,当先以交通为重要。计划交通,当先以铁路为重要。建筑铁道,应先以干路为重要。谋议干路,尤当先以沟通极不交通之干路为重要。”由于西部地区交通不便,因此,孙中山当时提出三条沟通全国的铁路干线,都贯穿于西部地区。(一)南路:起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二)中路:起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达新疆而迄于伊犁;(三)北路:起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于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由此可见,孙中山主张修建的三条铁路干线,都是着眼于改善西部地区的交通状况,以利于开发大西南、大西北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1913年1月,孙中山还提出要修一铁路贯通蒙藏,自西藏拉萨起,直达蒙古车臣汗,名为萨臣铁路。他认为,“若此路一成,不惟蒙、藏交通上大有裨益,即军事上亦种种便利。”为此,他准备以个人名义向外国公司商借巨款。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更为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铁路建设。从他所拟定的中央铁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西北铁路系统、高原铁路系统及西南铁路系统看,整个西部地区铁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连结祖国各地。据有的学者统计,孙中山规划修建的铁路共99线,通往西北者有36线,其他与西北接壤或者与西北铁路系统交接者也多。

为了开发西部,孙中山主张充分利用西部的资源优势,合理布局,科学规划。他从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对西部地区的产业布局、发展重点提出了详细的构想。孙中山提出,蒙古、新疆有农地牧地极广,西藏、青海亦有广阔牧地,但由于运输不便,农地牧场尚未得到开发,这些地方如果能得铁路的便利,又能以科学的方法改良畜牧和农地,那么,不仅可以成为全国的粮食基地,而且可以取代阿根廷成为世界最大的肉类供应地。如此,既对国家有利,又可以救济和缓解世界食物紧缺的状况。与此同时,孙中山又提出,中国西部地区尽管牧地广阔,但羊毛工业欠发达,因此,发展羊毛工业大有可为。他认为,要以科学方法养羊、剪毛,以改良其制品,增加其数量;在中国西北等羊毛产地设立工场以制造一切羊毛货物,这样原料及工价甚廉。孙中山预测,羊毛工业是一种新工业,市场前景广阔,在西部地区发展羊毛工业,对整个国家有利。孙中山还提出:“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而新疆、蒙古、青海、西藏各地以铁矿著名,开采这些地方的铁矿,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在他看来,开采油矿为最有利益之事业,而四川、甘肃、新疆、陕西等省已发现有油源,中国有此种矿产,不能开采以为自用,以至由外国进口的煤油、汽油年年增加,未免可惜。孙中山认为,将来工业发达起来,汽车工业会有一个大发展,那时候,“煤汽之需用或增至千倍。当此欧美各国煤油正在日渐减缩,由外国输入之煤油、煤气,断不足以供中国之需要,此所以在中国以开采油矿为必要之图也。”可见,孙中山已认识到,发展西部地区的农牧业、工业,开发西部地区的矿藏,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

为了开发西部,孙中山还主张移民垦殖。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把移民垦殖于蒙古、新疆列为第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殖民蒙古、新疆,实为铁路计划之初助,盖彼此互相依倚,以为发达者也”。在孙中山看来,移民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有利于改变东稠西疏、东强西弱的人口与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他说:“吾国民族生聚于东南,而零于西北,致生聚之地人口有过剩之虞,零之区物产无丰阜之望,过与不及,两失其宜,甚非所以致富图强之道。”所以他极为主张“移民于蒙古、新疆之广大无人境地,消纳长江及沿海充盈之人口”,把劳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结合起来,“以图利益昭著之生产”。其二,有助于进行裁兵。孙中山提出,革命之后,就需要裁兵百万,移民垦殖有助于安置百万被裁之兵,可防止许多社会问题。正是由于移民垦殖具有特殊作用和意义,因此,当黄兴等提议组织拓殖协会移民垦边时,孙中山表示积极支持,并赞之曰“谋国要图”,命令财政部每年拨款30万元,列入国家预算,作为拓殖协会的经费。

为了开发西部,孙中山还主张在西部地区设立特别金融机关。他指出:“中国地称膏腴,尤广幅陨,而东南之收获,不见其丰,西北之荒芜,一如其故,此无他,无特别金融机关以为之融通资本故耳。创设(兴农)、农业、殖边等银行,实属方今扼要之图。”孙中山把西部地区经济凋零的重要原因归于金融机关的缺乏尽管失之偏颇,但也包含了一定的合理因素,缺乏“融通资本”的金融机关,经济自然难以运行和发展。

孙中山认为,发展西部经济关键在人才。而要培养西部地区建设所需要的人才,首先必须振兴学校,振兴教育机关,发展西部地区的教育。因此,孙中山积极支持兴办民族教育事业,特别是发展民族师范学校。1912年3月,孙中山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在批示“中华民族大同会”的呈文中指出:“中华民国既合五大民族而成,自应施以同等教育。”特别是蒙、回、藏等族人民,因为语言文字不同,尤当办好民族师范学校,以培养大批的少数民族教师,发展西部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教育部对“中华民族大同会”创办蒙、回、藏师范学校极为赞赏,认为该会“意在广施教育,共同进化,深堪嘉尚”。为了开发边疆,教育部还批准黄家本改边务学校为拓殖学校,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培养经济建设人才。

孙中山关于西部开发的设想,尽管有些在今天看来显得不合时宜,但他对发展西部经济的高度重视和其主张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对于当前的西部开发仍不失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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